宗泽亚先生撰写的《清日战争》正是这样一本著作，凭借日本国内收藏的历史文献，作者为我们还原了那场战争的全貌。
甲午战争前夕中日军力对比
甲午战争是清政府按照干支纪年的方法对这场战争的命名，而日本则称其为“明治二十七年战役”，欧美则普遍称为“FirstSino-JapaneseWar”，依照国际惯例，这场战争还被称为“清日战争”。尽管命名不同，但战争背后的意味在各国眼中恐怕大致相同———甲午战争就是新兴的日本为挑战东亚旧秩序而发起的一场战争。所以，甲午战争的胜利是日本在近代史上崛起的一个“地标”，而明治日本军事实力的快速提升正是这种崛起最直观的表现。
宗亚泽先生在《清日战争》中用数据来呈现这种变化。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开始改造旧藩阀的体制而建设“国家军队”，同时按照近代国家的理念打造陆海军。根据统计，甲午战争爆发前，日本陆军已发展到6个师团和一个近卫师团的规模，总人数超过12万人；在海军方面，明治20年后的5年内，日本全国各要塞装备了212门海防火炮，并花巨资购置了“吉野”号等数只大型战舰，使联合舰队的舰艇数量达到52艘，总吨位达到近6万吨。
军力的快速提升，令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，就在军备上迅速取得了对清国的优势。《清日战争》对甲午战争前的两国军力做了详细对比：在陆军方面，清军参战军队的枪械装备率为85%，而日本装备率达到100%；海军方面，尽管清军进口战舰的吨位数在亚洲位居第一，但日本联合舰队在舰船动力、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他多个指标上占优。
如果说，在军事装备的各项数据上，明治日本还没有明显优势的话，那么在军事后勤方面，日本则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。在交通运输上，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路线已达3200公里，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2.8万吨，而清国全国保有铁路才300公里，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。在兵站、野战通信、军队医疗、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，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，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类资源，这些资源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。而在清国国内，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，这些系统要么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，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。
一个封建王朝对一个近代国家之间的战争
事实上，无论是军队装备的差距，还是后勤体系的落后，其背后更深层的是对近代国家观念的认识差异。甲午战争，或者说清日战争，从本质上来说，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。尽管从鸦片战争开始，清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进行过频繁交手，但清国的国防观念仍属于“中世纪式”。曾为清国建立开国功勋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败坏，而道咸年间在镇压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，则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佣军。
这样的军事体系，遑论进行近代化的系统建设，连最基本的“国家忠诚”都很难实现。在战争爆发以后，清国军队中频频出现“叶志超狂奔500里”这样的诡异事件，号称“远东第一要塞”的旅顺口更是只在一日之内便告陷落。“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。炮声一响，官兵惊慌失措，皆如惊弓之鸟，战之魂飞魄散、退之蜂拥而去，逃跑速度之快，丢弃武器之多，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。”
《清日战争》指出，仅平壤一战，清军就遗弃米粮2900石、杂谷2500石，相当于1.5万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。同时，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，而大连湾、旅顺口、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占领时，炮台完好率高达80%。清军的“兵败如山倒”可见一斑。
反观日本，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发布征兵法令实施兵役制，在1877年西南战争后，日本政府更是完成了对国内军事力量的统和，打造了真正的“国家军队”。同时，在君主立宪的原则下，日本改造了军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，并对军人实施国家意识的精神教育，运用“武士道精神”对军人展开全面洗脑。
《清日战争》记载道，“明治初年，新兵教育就导入了‘为国尽忠’的思想，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，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”。近代国家体系的打造和洗脑教育的开展，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队的素质，特别是洗脑教育尽管最后沦为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，但在当时的确帮助日本军队在国际社会中留下了英勇好战的印象。
所以，无论是制度建设，还是观念教育，日本军队都全面领先于清国，这才是日本最终能以“摧枯拉朽”的气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。因此，在战争爆发后，随着两国军人的直接接触，日本人对于“天朝上国”的最后一点心理恐惧也完全失去。他们恐怕没有想到，在战场上遇到的是这样一群毫无斗志、一溃即散的散兵游勇。在这样孱弱的国防力量下，日本对于征服清国的信心也得到大大增强。清国军队成为日本军队和国民的笑柄，清国也就被日本人看作是一个腐朽败坏而即将倾圮的国家。
历史从“大陆观念”到今天的“中国崛起”
尽管书名是《清日战争》，但宗亚泽先生并没有将视角仅囿于战争本身，而是衍生到了与战争有关的社会、民生等各方面。战争的爆发，对统治者来说是胜败两者间的利益重新分配，但对普通民众来讲则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。
在清国和朝鲜，大部分民众都对战争态度漠然，即使像天津水师学堂这样的“国家军事院校”中的学生，也同样对战争毫无兴趣。而普通民众则是承受了来自战争双方的双重伤害，清朝的人民不仅要面对来自敌国侵略者的入侵，还要面对本应为“保护者”的本国军队的骚扰，大量百姓在战争中无家可归乃至于被屠杀，这让本就生计艰难的百姓进一步坠入到战争深渊中。而对于战胜国日本来说，国内的底层民众事实上也未明显获益，战争之前就蔓延的经济矛盾已使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窘迫不已，而战争的爆发更是加剧了日本劳动者遭受剥削的程度。
根据宗亚泽先生的统计，以纺织工人为例，当时织物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达到12至16小时，而劳动所得却极为低廉。1892年日本纺织女工的薪资水平仅为每月1.7日元。另外，战争的爆发还激发了日本国内娼妓业的繁荣，战前东京艺妓不满2000人，到战后则增加到2600人，1899年更是突破了3000人。除去国内平民的生计困难，娼妓业繁荣带来的私生儿数量激增等社会问题外，战争还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物价动荡、战争遗族抚恤等现实矛盾。
尽管甲午战争后，日本从清国获得了大量赔款，国内部分社会问题随之得到缓和，但在战争中尝到的甜头，让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国内顺利地生根发芽，并开始从上层统治集团向下层普通民众蔓延，最终导致了战争的阴云在此后半个世纪内都笼罩在东亚的上空。
作为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，《清日战争》并未停留在对资料和数据的堆砌上，它拥有着多重的叙事视角。一方面，正如前文所述，《清日战争》的视角从战争本身，还衍生到了战场之外的民生、社会、科技等多个方面；另一方面，《清日战争》在对甲午战争进行系统呈现的同时，对于发生与战争相关的“高升号事件”、“旅顺虐杀事件”、“李鸿章马关行”、“金玉均之死”等重大历史事件用专章给予了详细的描述，这种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，赋予这部作品的历史叙事以丰富的“景深”。于是，全书读来令人意趣盎然，毫无学术著作的枯燥感。
120年前，甲午战争的惨败，让国内知识分子开始泣血自问“寸寸河山寸寸金，侉离分裂力谁任”(黄遵宪语)，也让日本人的“大陆观念”发生了实质颠覆。120年后，我们早已远离忍受列强欺凌的时代，而日本人在“中国崛起”已成事实的状况下，“大陆观念”开始经历又一次的转变。
然而，对于维系东亚的稳定来说，那段历史中依旧蕴藏着不可忽视的丰富遗产，这也正是这本《清日战争》的价值所在吧。 （来源： 法治周末 严杰夫）
